黑人兒童在教育中只得到殘渣

要了解為什麼黑人孩子在選擇學校方面只能得到殘渣,我們需要研究「選擇學校」這個詞從1954年《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之後的幾十年中所代表的含義。起初,在布朗案之前,黑人家庭尋求孩子教育的更多選擇權。更準確地說,他們想要接觸那些比為黑人孩子設立的學校更有資源的學校。

選擇學校承諾允許家長,不論種族,為孩子的教育考慮在其分配的公立學校以外選擇學校,但實際上,這種選擇充滿困難,在最壞的情況下甚至會造成傷害。幾代黑人父母心中對教育的希望,都是以讓孩子必須忍受白人學校中的暴力、種族隔離和心理創傷,或是資源不足、教師不足、教師資格不足和監控較嚴的主要為黑人的公立學校作為代價來換取的。

離開當地公立學校的犧牲在民權運動活動家露比·布里奇斯和琳達·布朗的生活中表現得最明顯。布里奇斯在1960年只有六歲,就在美國警長的護送下步行去上學。她第一天上學時,有兩個白人女性對她進行騷擾,其中一個威脅要毒死她,另一個則拿著一個黑人寶寶的棺材展示。為了她的安全,學校不允許她吃由學校準備的食物。她整個學年都只能獨自一人。沒有一個白人家長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和她在同一個教室。布朗之所以成為全國焦點,是因為她家人致力於結束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布朗一家的名字以機緣巧合進入歷史,因為參與民權訴訟的13個家庭中,布朗一家的案件以字母順序排在第一,因此被稱為《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這兩個黑人女孩仍然代表著黑人父母在選擇孩子教育道路時代代面臨的希望和恐懼。

三十年後,黑人孩子進入白人學校仍然只能得到混合的結果:有機會接受更高級的學術但同時也要承擔負面和往往有害的社交成本。Aja(她的名字已被修改以保護她的隱私)現在40歲,是黑人,她在我的家鄉羅切斯特長大。她現在在當地一家非營利機構工作。教育工作者撫養她長大——她的祖母和母親都是教師——她小時候很愛讀書。她記得,當她在一年級時,常常比同學早完成作業。完成後,她會把作業交給老師,然後走到閱讀角落自己看書,小心不打擾同學。而不是給Aja更具挑戰性的作業或鼓勵她的獨立閱讀時間,她的白人老師認為Aja去閱讀角落是在擾亂課堂,並打電話給Aja的母親投訴。

「我當時是個聰明的小孩,」Aja告訴我說。「我對知識的渴望對這位老師來說是個問題。」

Aja的母親為她女兒尋找一所更好的學校,一所可以培養她對學習的熱愛的學校。私立學校費用太高,所以Aja的母親為9歲的女兒申請參加「美國最早和規模最大的自願種族融合計劃」——「城鄉計劃」。該計劃於1965年通過羅切斯特城市學區和鄰近學區之間的協議成立,將城市學生轉到郊區學校,反之亦然。城鄉計劃的目標是「減少種族隔離,分散貧困和提高學生機會。」

選擇學校的幌子讓Aja的母親只有很少選擇權為女兒。白人為逃離有種族隔離的郊區而去,卻留下資金不足的城市公立學校。但計劃如城鄉計劃設計之初就是為彌補這個缺口。然而,要把握城鄉計劃提供的機會,Aja必須離開她的城市。「那感覺很壓抑。那感覺很恐怖。那感覺很創傷性,」Aja說道她在一所幾乎全白人的學校的感受。她上學的郊區87%都是白人。「這也讓我意識到,我們真的很窮,」Aja補充道。

聽Aja描述她的經歷,我感到非常震驚。高中時,我也申請了同一個計劃,但被拒絕了。當時我以為Aja很幸運——直到我和她交談。Aja和我在青少年時期成為了最好的朋友。我們一見面就發現,我需要Aja的幫助。我們同年級同年齡,但在教育上我比她遜色很多。她很喜歡閱讀,而我從未完成過一本書。她開始給我輔導。在每一門課上,我都需要她的指導。我們開玩笑說我多麼落後,但Aja會安慰我說她會支持我。而我則給Aja在白人學校缺乏的黑人女性友誼和同伴支持。

但Aja接觸嚴格學術的代價是巨大的。她回憶說,在上下課鐘響前後,學生閒聊的時候,她常常被白人同學圍住,向她發射快速問題「機關槍式」。他們想知道她在羅切斯特的生活,但首先他們必須表達自己的假設。

「你加入幫派了嗎?你有槍嗎?」其他人問她的頭髮,只用刻板印象談論黑人。Aja說她感覺自己「像動物園裡的展品」。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不可思議的眼神看著他們,希望眼神能表達她對他們無知的厭惡。「我知道我在應對白人的看法,」她告訴我說。「但我當時沒有框架理解正在發生什麼。」Aja適應了,與其他像她一樣從城市調過來的黑人學生建立社群。她不再期待學校領導橋接她來自的文化和被「輸入」進去的文化之間的差異。以此方式,黑人孩子常常在大多數白人學校面臨令人心碎的社交挑戰和心理傷害。

事實上,我們只能得到教育殘渣。黑人父母的犧牲被期待,我們願意為孩子做任何事的意識也被系統性利用。我們的犧牲被當作美國民權里程碑,但當攝影機離開後,我們面臨法院的阻力——立法往往會悄悄推翻我們犧牲的成果。我們被期待成為美國的良心——但我們會毫不留情地受到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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