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黨人目前處於混亂之中,無法團結支持眾議院議長候選人。問題的核心在於佛羅里達州代表卡姆克(Kat Cammack)在去年1月議長選舉期間提出的問題:「我們是雷根的黨嗎?」10個月後,答案明確地不是。極右翼推翻了眾議院議長麥卡錫,並展開殘酷的運動,要求俄亥俄州代表吉姆·喬丹(Jim Jordan)出任議長一職——前議長約翰·博納(John Boehner)曾經稱他為「立法恐怖分子」。雖然未成功,但這場混亂表明,在過去十年裡,共和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雷根主義的理念,而是採納了20世紀50、60年代的邊緣極右組織「約翰·伯奇學會」(John Birch Society,JBS)的世界觀。
幾十年來,保守派領導人一直試圖將伯奇派和他們的知識分子推到聯盟的邊緣,但今天的共和黨充斥著伯奇派的理念,包括廣泛的陰謀論(尤其是有關疫苗和選舉否認主義)、偏好孤立主義,以及相信聯邦執法機構是「自由的敵人」,就像佛羅里達州代表馬特·蓋茨(Matt Gaetz)在講話中所說,他領導反對麥卡錫留任。伯奇派對政敵使用暴力的傾向也在遊說議員反對喬丹的運動中體現出來。
根本上,保守主義或共和黨的含義在近年已經改變。JBS的影響下形成的政治理念和態度已經成為主流。唐納·川普上台8年後,這一點仍然令人震驚和不安,讓我們不禁思考:共和黨如何淪陷於邊緣?
1958年,一群反對新政的小型商人團體以糖果大王羅伯特·韋爾奇(Robert Welch)為首,成立了JBS。他們以美軍軍官約翰·伯奇命名該組織,這位軍官曾被中國共產黨殺害,這個名字很適合一個如此著迷於根除共產主義的組織,以至於常常陷入陰謀論。例如,JBS指控艾森豪總統實際上是共產黨員,反對在水中添加氟化物等。
然而,即使主流美國人拒絕這些觀點,或明確譴責該組織,它仍建立起一個挑戰主流共和黨——當時屬於溫和右翼——以及主流保守主義的另類政治傳統。伯奇派與主流保守主義之間的主要和最深層次差異,在於前者明顯的種族主義、反對干預主義與國際主義、容忍陰謀論、以及更加末日論和暴力的反建制政治模式。
雖然主流保守派有時在個別問題和時刻上與JBS持相同立場,但兩者更像對手而非夥伴,互相視對方為內部的敵人,必須壓制其影響。20世紀60年代中期,特別是戈德華特在1964年大選慘敗後,一些溫和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以及公民團體如NAACP和反誹謗聯盟,開展非正式運動,將該社團貶為褻瀆詞彙。這使其淪為貶義詞,JBS也在20世紀70年代衰落。
雖然作為組織已經消失,但JBS留下了一系列邊緣理念,影響了許多後繼者,例如領導反女權主義運動的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和宗教領袖派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等人,他們在推動共和黨在文化議題如平等權利修正案和墮胎問題上右轉。JBS將政府描繪為國家最大的敵人的思想,也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共和黨議程的核心。
冷戰結束後,伯奇派的孤立主義思想再次興起,尤見於評論員巴里·布坎南(Pat Buchanan)在1992年和1996年的「美國第一」總統競選。比爾·柯林頓當選首位12年來的民主黨總統,加上新一代保守派廣播人如廣播主持人拉什·林鮑(Rush Limbaugh)的興起,也使得右翼陰謀論在民主黨人身上廣泛傳播,包括柯林頓夫婦謀殺白宮助理文斯·福斯特的說法,後者實際上曾自殺身亡。
雖然喬治·W·布希在2000年總統競選中拉攏邊緣勢力,包括到訪禁止不同種族交往的鮑勃·瓊斯大學,但一旦上台便拒絕邊緣右翼的議程。他提出的「同情」保守主義包括教育和移民改革,以及強硬的國際主義外交政策。布希支持自由貿易,與墨西哥和加拿大建立緊密聯繫,加強一些海外盟國,建立國內安全體系,並因支持種族隔離的斯特羅姆·瑟蒙德而罷免參議院領袖特倫特·洛特。他甚至為醫療加強了處方藥計劃。
然而,到布希任期結束時,共和黨已經轉向反對他,表現在2007年反對他的兩黨移民改革法案,以及2008年秋許多國會共和黨人拒絕支持拯救大型銀行免於經濟災難的TARP計劃。
伊拉克戰爭的持續,加上布希試圖通過TARP計劃救市,有助於邊緣右翼實現追求已久的目標:推翻保守派機構派。巴拉克·歐巴馬當選帶來一些伯奇派更明顯的種族主義回歸共和黨政治。甚至前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莎拉·佩林也散布歐巴馬出生證明是偽造的種族主義陰謀論。這表明伯奇式的末日論和激進政治模式已成為共和黨的核心。2010年的茶黨運動帶來共和黨在國會的勝利,其中包含強烈的反共和黨機構派元素。
所有這些都為川普時代鋪平了道路,邊緣勢力最終成為共和黨的主流。
根本上,極右翼叛亂分三個原因取得勝利。第一,他們能夠從伯奇派的失敗中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同時利用該組織的框架推行極端主義。